最近，图书出版行业接连曝出质量问题。先是去年12月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被某教育博主指出300多处编校错误，不得不全面下架。紧接着，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诵读”本《唐诗三百首》，因简繁转换错误而召回；而不到10天前，该出版社刚刚因质量原因下架了《世说新语（中学生版）》。
最新一起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人像摄影口袋书》被读者发现近半数配图是AI生成，且出现六根手指、脚趾等明显错误。出版方承认工作存在疏漏，愿意为消费者无条件退款；并且解释称，这是因为作者交稿时没有说明部分图片为AI生成，审核环节也未能及时发现问题。
短短时间内，三家知名出版社接连“翻车”，涉及多本正规图书，不能不令人担忧和失望。
图书不同于普通商品，它是文明的载体，知识的桥梁。正因为如此，图书质量不容马虎。白纸黑字，一旦出错，可能误导读者，贻害不浅。尤其是教材教辅、经典读物，读者面广，影响更深，更需格外严谨。国家对图书质量有明确规定。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章都对出版流程、编校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
像《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明确要求，图书编校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AI生成的图片必须添加相关标识。这些规定不是摆设，而是行业底线。
接二连三的失误，暴露的不仅是某个环节的疏忽，而是反映出，一些出版机构的内控机制出了问题。也许是为了赶出版周期，压缩了必要的审核时间；也许是流程设计不合理，让问题环节轻易过关；也许是编校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浮于表面；总之是质量管控严重失效，把“三审三校”的老传统丢了，把对书籍、文字的敬畏之心也丢了。
这种现象，或许也是浮躁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当今时代日新月异，人们追求效率，渴望成功，有时难免急功近利。这种心态渗透到各个领域，出版行业也难以完全免疫。出书要快，上市要早，码洋要高，在追求速度和效益的过程中，耐心和匠心可能被挤压，粗制滥造便趁虚而入。
但出版业本是精益求精的代名词，出版机构必须承担起更重的社会责任。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就是出版质量的坚定守护者。上世纪初中华书局创办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变化蔓延至出版领域，一些书商开始发行质量低劣的书籍。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陆费逵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坚决抵制唯利是图的行为，通过高质量出版物来影响社会。
任何时代，出版机构都不能沦为责任缺失的豁口、认真做事的反面教材。这几起事件为整个出版行业敲响了警钟，行业必须高度重视，立行改正。要回归出版初心，重拾对书籍、文字的敬畏，对读者的尊重；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质量求生存，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建立健全质量管控体系，加强对编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
出版机构是文明传承的基石，当这个基石出现裂缝时，影响的可不只是几本书的质量和读者体验，而是文明传承的可靠性。希望出版机构能用扎实的行动扭转负面形象，用高质量的出版物证明自身价值。不仅要做传承文明、启迪智慧的典范，也要作恪守责任、认真做事的典范。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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