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旁，路易十四的雕塑巍然耸立。在其对面，一张世界地图铺展开来，地图中心位置是三个曾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帝国——莫卧儿、萨法维和奥斯曼。
“图案的奇迹：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展于12月13日起在浦东美术馆举行，展览将持续至明年5月6日。这是卢浮宫首次在上海举办大型展览。
“我们选择了最能代表伊斯兰文化的三大帝国，”卢浮宫伊斯兰艺术部主任苏拉亚·努贾伊姆告诉记者，“尽管它们在美学上有各自的独特性，但它们有相同的艺术语言，包括图案当中呈现的几何性、抽象性和植物纹样，以及书法在其文化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上沟通东方与西方的重要枢纽，三个帝国的艺术也体现出来自欧洲和中国的重要影响。”那可以说是全球化开始的时期，“苏拉亚·努贾伊姆表示，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最早的国际化的艺术”。
青花瓷和花鸟画的影响
展览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收藏的几件玉杯开启。15、16世纪之交，法国王室的收藏初具雏形，这些早期珍品构成了现今卢浮宫馆藏的重要核心。雅好艺术的路易十四（1638一1715），藏品中就有部分来自当时的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它们曾被用于装饰卢浮宫、凡尔赛官等王室宫殿，是首批入藏卢浮宫的伊斯兰艺术品。
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呈现印度艺术（莫卧儿帝国）、伊朗艺术（萨法维王朝和卡扎尔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艺术。有趣的是，尽管这些艺术作品诞生于16至19世纪的欧亚之间，最终收藏在法国，却时常呈现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萨法维时期，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及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推动了艺术创作的蓬勃发展。当时的陶瓷制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纹饰与技法，既满足国内市场，又远销海外。17世纪，由于中国青花瓷在西方市场广受欢迎，萨法维的陶工也竭力仿制，他们的作品往往与原型极为相似，有时也会在原型基础上加以发挥，采用不同的工艺和色调。在展览现场，我们看到多件萨法维时期的青花陶瓷器，装饰着龙、麒麟等中式纹饰，憨态可掬。
在奥斯曼帝国，伊兹尼克的工匠同样也从中国瓷器当中汲取了许多灵感。大约从1470年起，伊兹尼克的陶工就开始烧制优质石胎陶，欲以其白度与光泽媲美中国瓷器，初期仿效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以蓝白纹饰为主，后来，色彩体系逐渐丰富。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成为后世学者鉴定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
萨法维王朝和卡扎尔王朝的艺术传统时和中国艺术有一个相似之处：动物和植物图案常常带有象征性的意义，或与诗歌、文学相关联。例如，诗歌中常以柏树比喻俊男或美女，被其他植物缠绕的柏树，象征缠绵的爱人。此外，孔雀与天堂有关，象征王权；枝繁叶茂的树则寓意春天，以及时值春分的伊朗新年。
或许是因为这个传统，当中国的花鸟画于15世纪传播至伊朗，也引起了某种共鸣。这一题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风靡伊朗，并在19世纪以“玫瑰与夜莺”的形式达到鼎盛。相关意象广泛呈现于各种媒介，从绘画、书籍装帧，到笔盒、镜子等漆器。
图案的奇迹诞生于诗意和自然
在展览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帝国各自深厚的文学传统在艺术中的体现。
一件17世纪中叶来自伊朗的釉陶饰板，描绘了两位青年斗诗的场景，一人正在写诗，另一人在吟诵诗句，展现了伊斯法罕宫廷生活的“仪式感”，以及贯穿于他们生活中的诗歌传统。
“一日，我从挚爱处偶得香泥，芳香醉人，不禁问之：‘汝为麝香，抑或龙涎？’泥坨应曰：‘吾本凡土，然曾与玫瑰为伴——故友之德芬馥沾我，然我尤是昔日之泥。’”在几个18、19世纪的陶碗上，镌刻着13世纪波斯诗人萨迪在《真境花园》中的诗句，波斯语的铭文具有诗意，又仿佛是图案一样美丽动人。
在奥斯曼帝国，书法同样在各门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的帝国内通行多门语言，奥斯曼土耳其语用于官方函件、行政文书与文学作品，阿拉伯语用于宗教场合与地方行政文书，波斯语用于文学创作，但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展览中有一件奥斯曼帝国文书机构颁发的官方文件，每行文字呈曲线向上飞翘之势，是极难仿制的官方文件，又是具有美感的艺术作品。除了抄本以外，书法也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金属器、玻璃器与纺织品。这些铭文具有装饰作用，也承载宗教、政治、神秘主义或象征性意义。
“图案的奇迹”是展览的最后篇章。
这片热土上的艺术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图案美学所著称——自然花卉、诗歌意象、几何花纹等，如万花筒般折射出其传统文化与历史脉络，同时在文明的交往和碰撞当中迸发出全新的活力。
时至今日，它们还在持续为后世的艺术和设计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法国设计师路易·卡地亚，就曾经是参展的两件笔盒的收藏者，并从其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在今天，我们依然能从珠宝、建筑、书籍装帧、装饰与平面设计中，找寻到这些熠熠生辉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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