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区块链产业的底层支撑环节，曾一度在我国掀起热潮，由于其高能耗、金融风险及与产业政策导向的冲突，我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态度经历了从默许到规范整治，再到全面清退的转变，当前，我国虚拟货币挖矿已基本实现“清零”，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国家对能源安全与金融稳定的坚定立场,也为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历史沿革：从“挖矿热”到“全面退场”的三个阶段
我国虚拟货币挖矿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萌芽与野蛮生长（2013-2017年）
2013年，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进入公众视野，凭借“低门槛、高回报”的诱惑，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个体参与，我国凭借丰富的廉价电力、完善的硬件供应链（如矿机生产）以及早期政策空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挖矿集中地，内蒙古、四川、云南等能源丰富地区涌现出大规模“矿场”，甚至形成“挖矿产业集群”，一度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算力。
政策收紧与专项整治（2017-2020年）
随着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挖矿带来的能源浪费、金融投机等问题日益凸显，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不属于法定货币业务，要求各地加强清理整治，2020年，比特币第三次减产前后，内蒙古、新疆等地再次掀起挖矿潮，引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担忧，政策监管进一步升级。
全面清退与转型（2021年至今）
2021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随后内蒙古、青海、四川等主要挖矿省份密集出台政策，要求关停矿场、清理设备，截至2021年底，我国境内虚拟货币挖矿业务基本实现“清零”，大量矿场主、矿工及矿机企业转向海外（如美国、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内挖矿产业链全面重构。
现状特征：全面退场后的“余波”与转型
尽管国内挖矿活动已基本消失，但其影响仍在持续，并呈现出以下特征：
算力外流与全球格局重构
国内清退后，全球算力版图发生显著变化，据剑桥大学数据，2021年我国比特币算力占比从70%以上骤降至0%，而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地算力大幅上升，海外挖矿同样面临能源成本、政策风险等问题，部分矿工尝试通过“地下矿场”或“分布式小矿”在国内边缘地区存活，但规模极小且面临严厉打击。
产业链转型与“合规化”探索
曾经依赖挖矿的产业链企业加速转型，以矿机生产商比特大陆、嘉楠科技为例，业务重心转向AI芯片、智能硬件、区块链技术服务等合规领域；部分矿场主利用现有电力资源，转向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基建”项目，实现从“挖矿”到“算力服务”的切换。
政策监管的“常态化”与“精准化”
监管层面，我国将虚拟货币挖矿纳入“双碳”目标统筹管理，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挖矿活动，通过技术手段（如电力大数据监测）打击“死灰复燃”现象，确保政策落地，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虚拟货币挖矿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进一步巩固监管成果。
驱动因素：为何我国坚决清退虚拟货币挖矿？
我国对挖矿的全面清退，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冲突
挖矿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据剑桥大学研究，比特币年耗电量相当于挪威全国用电量，而我国早期挖矿多依赖火电，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内蒙古等地甚至出现“挖矿导致拉闸限电”现象，凸显能源安全问题。
金融风险与投机泡沫
虚拟货币挖矿与ICO（首次代币发行）等投机行为深度绑定，易引发资本无序流动，我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偿性，禁止金融机构参与相关交易，挖矿作为“上游环节”，被视为助长金融风险的源头，必须切断其利益链条。
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导向
国家鼓励区块链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如供应链金融、数字政务），而非虚拟货币炒作，挖矿属于“资源消耗型”活动，与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政策导向不符，需引导资源向技术创新领域倾斜。
未来展望：从“堵”到“疏”的产业启示
我国虚拟货币挖矿的整治历程，为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
技术创新需与实体经济结合
区块链技术的价值在于赋能产业，而非沦为投机工具，我国将持续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溯源”“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实现技术红利向实体经济的转化。
全球协同治理成为必然趋势
虚拟货币挖矿具有跨国性，单国监管难以完全解决问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货币规则制定，推动建立“绿色挖矿”“算力跨境流动”等国际标准，共同防范能源浪费与金融风险。
新兴算力产业的规范化发展
随着AI、元宇宙等兴起，算力需求激增，我国需借鉴挖矿监管经验，提前布局“绿色算力”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数据中心向可再生能源地区集中，推动算力资源的高效、合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