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区块链技术早期的一种应用形式,曾因“造富神话”吸引大量资本和人力涌入，但其高能耗、投机性以及对金融秩序的潜在冲击，使其成为全球监管的重点对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在虚拟货币挖矿的监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推动这一行业从野蛮生长逐步走向规范退出，折射出我国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审慎态度与战略考量。
虚拟货币挖矿的兴起与乱象：监管的“导火索”
虚拟货币挖矿本质上是利用计算机算力参与区块链网络记账,以获取加密货币奖励的过程，2010年代以来，随着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飙升，挖矿行业迅速扩张，中国凭借丰富的电力资源、完善的硬件供应链和低廉的算力成本，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挖矿中心，算力占比一度超过70%。
挖矿行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多重隐患：
- 能源消耗巨大：挖矿需要高性能计算机持续运行，电力消耗惊人，据剑桥大学研究，2021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相当于挪威全国用电量，而中国四川、云南等地的“丰水期”挖矿甚至导致局部电力紧张，挤占居民和工业用电资源。
- 金融风险积聚：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挖矿行为与投机炒作深度绑定，大量资本涌入推高了系统性风险，部分平台借“挖矿”名义非法集资、传销，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 技术瓶颈与资源浪费：挖矿产业集中于“挖矿-币值”单一逻辑，缺乏技术创新动力，且淘汰的矿机产生大量电子垃圾，与我国“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这些乱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的核心部门，开始牵头推进对虚拟货币挖矿的整治。
发改委的监管路径：从“风险提示”到“全面清退”
我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监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逐步升级、精准施策的过程，发改委在其中发挥了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的作用。
早期风险提示与行业规范（2017-2018年）
2017年，发改委联合央行、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首次明确“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并叫止了“首次代币发行（ICO）”活动，虽然此时未直接禁止挖矿，但强调“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立即停止”，为后续挖矿监管定下基调。
定性“淘汰类产业”与产能出清（2019-2020年）
2019年，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明确列为“淘汰类产业”，这一定性意味着挖矿行业不再受政策保护，反而面临产能限制和淘汰压力，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措施，清理整顿违规挖矿项目，四川、内蒙古等挖矿集中地开始排查关停矿场。
全面清退与“碳中和”目标协同（2021年至今）
2021年是虚拟货币挖矿监管的转折点，5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强调“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发改委随后召开座谈会，明确要求“严禁新增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内蒙古、青海、云南等省份迅速行动，对违规矿场采取“断电、关停、处罚”等措施，全国算力规模在短时间内大幅下降。
这一轮监管的强化,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发改委多次强调，挖矿行业的高能耗特性与绿色发展理念不符，清退挖矿是“双碳”目标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
监管背后的深层逻辑：平衡创新与风险的智慧
发改委对虚拟货币挖矿的严格监管,并非否定区块链技术本身，而是基于对国家战略、金融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量，体现了“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治理智慧。
维护金融主权与经济安全
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战了传统货币发行体系，可能被用于资本外逃、洗钱等非法活动，通过严控挖矿和交易，我国有效遏制了虚拟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渗透，维护了人民币法定货币地位和金融稳定。
推动能源资源高效利用
挖矿行业对电力的“无序消耗”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方向相悖，清退挖矿后，释放的电力资源可优先保障民生、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应用场景，而非虚拟货币炒作，发改委的监管政策，倒逼资本和人才从“挖矿”转向区块链技术研发、产业数字化等实体经济领域，如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智能制造等，真正发挥区块链作为“新基建”的支撑作用。
履行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担当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中国在虚拟货币挖矿监管上的果断行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全球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也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虚拟货币带来的跨境监管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