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衍生应用，曾因“造富神话”和产业关联效应引发全球关注，然而在中国，这一行为经历了从默许探索到严格规范，再到全面禁止的剧烈转变，境内虚拟货币挖矿的兴衰，不仅折射出政策与技术的博弈，更反映了国家对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及产业升级的战略考量。
历史轨迹：境内挖矿的“黄金时代”与政策转向
中国曾是全球虚拟货币挖矿的核心阵地，凭借廉价的电力、完善的硬件供应链和庞大的算力规模，一度占据全球算力市场的70%以上，2015年至2020年，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价格飙升，催生了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的“挖矿集群”，无数个人、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将挖矿视为“新基建”的延伸，认为其能带动电力消耗、促进就业，甚至与区块链技术创新深度绑定。
挖矿的“高能耗、高碳排放”属性与国家“双碳”目标产生尖锐矛盾，据测算，2020年中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超1500亿千瓦时，超过全国总用电量的1.5%，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全年用电量，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性也使其成为洗钱、非法资本外流的工具，冲击国家金融秩序。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内虚拟货币挖矿自此迎来“全面清退”，内蒙古、四川等挖矿重地率先开展专项行动，关停矿场、清理矿机,曾经喧嚣的数据中心迅速沉寂。
全面清退的深层逻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战略抉择
境内挖矿的全面禁止，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基于多重风险的理性决策：
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
挖矿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尤其依赖廉价火电，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任何与减排目标相悖的产业都面临出清压力，清退挖矿，不仅能为清洁能源腾挪空间，更能倒逼算力资源向低耗能、高效率的领域集中，如国家主导的“东数西算”工程，将数据中心转向风能、太阳能丰富的西部地区，实现算力与绿电的协同发展。
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
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投机属性远超价值属性，境内挖矿与交易链条的长期存在，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风险，损害普通民众财产安全，2022年“FTX暴雷”事件再次证明，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一旦出现危机，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禁止挖矿，是从源头上切断虚拟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
产业升级与技术自主的战略考量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应用场景，而非虚拟货币“挖矿”本身，国家鼓励的是以联盟链、私有链为代表的合规技术，聚焦供应链金融、数字政务、跨境支付等实体经济领域，清退挖矿，可避免社会资本过度流向投机性领域，引导资源向芯片研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硬科技”倾斜,助力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后挖矿时代：转型阵痛与绿色算力的新机遇
挖矿清退对部分地区经济造成短期冲击，如四川、云南等地依赖矿场用电的中小水电站陷入产能过剩，部分从业者面临转岗压力，但长远来看，这一政策倒逼产业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算力资源“正本清源”
清退非法挖矿后，国家主导的公共算力体系加速构建，以“东数西算”工程为代表，算力资源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划，服务于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研计算等重大需求，贵州、甘肃等地的数据中心正承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存储和运算任务，实现“数尽其用、绿电先行”。
绿色能源的再利用
部分挖矿集中的地区开始探索“矿改电”模式，将原有电力基础设施用于支持新能源产业，内蒙古将废弃矿场改造为光伏电站，四川利用丰水期水电为大数据中心供电，既解决了电力浪费问题，又推动了新能源消纳。
从“挖矿暴富”到“技术深耕”的观念转变
曾经涌入挖矿领域的资本和人才，正逐步转向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数字货币试点（如数字人民币）等合规方向，深圳、杭州等地涌现出一批专注于区块链应用创新的企业，探索技术在政务、医疗、版权等领域的落地，推动行业从“投机炒作”向“价值创造”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