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发展正站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与动能切换的关键节点。如何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内部转型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构建兼顾效率、安全与长期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宏观政策与市场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1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围绕“如何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展开深入讨论。与外界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高度关注不同，多位首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布局，并对未来五年政策支持与产业方向给出判断。
首席最关注的产业方向：从“追风口”到“建体系”
在多位首席看来，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而是由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服务业及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
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指出，“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现代产业体系，至少包含四个方面：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服务业提质增效，以及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他最为关注的并非“看起来最前沿”的产业，而是体量庞大、与就业和出口高度相关的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大致贡献了我国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80%左右的就业和增加值，也是产业链竞争力的根基。”张一强调，新兴产业看似“轻”，但背后高度依赖原材料、化工、机械、基础零部件等传统产业支撑，一旦这些产业出现外流，未来产业的发展基础将被削弱。
中油资本首席经济学家王增业指出，“能源强国”在“十五五”规划中被首次明确提出，其核心在于构建新型能源电力体系。他认为，随着算力需求激增，“AI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能源体系已经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底层架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将现代产业体系概括为“八大传统产业、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六大未来产业，以及七大现代化基础设施”，认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非彼此替代，而是需要协同演进。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补充指出，服务业和房地产同样不应被排除在现代产业体系之外。“衣食住行”依然是居民最核心的需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如何在打破旧模式的同时稳定房地产这一高度关联财政、金融和居民财富的行业，是未来五年的重要课题。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指出，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五年内具备更清晰的产业化路径和业绩兑现能力，是当前政策与资本关注的“中间层”。
政策如何托底与引导：未来五年与2026年关注的四个方向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谈及未来五年的政策环境时，多位首席一致认为，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的协同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王增业指出，过去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产业扶持模式正在向更市场化的方式转型。国家通过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形式，以“耐心资本”参与早期和关键领域投资，重点不在短期回报，而在于撬动社会资本、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
陆挺认为，中国产业政策与产业基金的实践已在国际上引发高度关注。通过国家级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给予更长的考核周期和更高的容错率，有助于形成充分竞争和技术演进。但他也提醒，地方政府在产业投资中需警惕“软预算约束”和同质化竞争，避免重演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教训。
在货币政策层面，多位首席认为，支持产业升级的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全面宽松”转向“结构性支持”。陆挺指出，央行通过资本市场工具、对创新板块有节制的支持，最终通过货币、信贷和资本市场渠道，是对整个产业最大的支持。
结合政策取向，多位首席也给出了对2026年产业方向的判断。
张一看好化工行业，认为该行业兼具全球竞争力、技术壁垒和合理估值，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代表；王增业明确看好储能和氢能，认为其在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转型中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王军关注人形机器人和L3级自动驾驶，认为AI应用正进入加速落地阶段；汪毅则强调AI应用端，认为应用场景的持续落地是支撑产业长期成长的关键。
陆挺看好航空航天与商业航天，认为其将在中美竞争格局下成为关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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