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历经数年艰难谈判与政治博弈，英国与欧盟最终在2020年达成《英欧贸易与合作协定》（TCA），标志着英国脱欧交易计划的正式落地，这一计划作为英国“独立自主”战略的核心载体，其表现不仅关乎英国经济与政治主权的实践成效，也对英欧关系及全球地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执行效果来看，该计划在部分领域达成既定目标，但也暴露出结构性矛盾与长期挑战，呈现出“成就与局限并存、机遇与风险交织”的复杂图景。
核心成就：重塑主权关系与初步确立经贸框架
英国脱欧交易计划最核心的成就，在于实现了英国与欧盟“法律与政治上的分离”，重塑了双方关系的主权基础，在主权让渡方面，TCA结束了英国欧盟成员国身份带来的司法、立法及规则制定权让渡，英国重新获得独立签署国际协定、制定贸易政策及农业渔业政策的自主权，英国在2021年正式成立“国际贸易部”，陆续与日本、澳大利亚等达成自贸协定，并在2023年宣布退出欧盟“欧洲人权公约”部分条款，凸显其“主权优先”的政治逻辑。
在经贸领域，TCA避免了“无协议脱欧”的最坏 scenario，建立了零关税、零配额的货物贸易框架，覆盖英国约48%的对欧出口商品（如汽车、化工产品等），这一安排为双方企业提供了短期确定性，减少了边境混乱，数据显示，2021年英双边贸易额反弹至约2680亿英镑，较2020年增长18%，部分抵消了疫情对贸易的冲击，协定在航空、能源、交通等领域保留了有限合作机制，如“开放天空”协议延续、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合作保留等，为双边关系保留了“缓冲带”。
突出挑战：经济成本与结构性矛盾凸显
尽管交易计划在“脱欧”底线目标上取得进展，但其经济代价与结构性问题亦不容忽视，首当其冲的是经贸摩擦加剧，TCA虽零关税，但原产地规则（如汽车产业要求75%的零部件在英欧生产）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尤其是对高度依赖欧盟供应链的汽车、医药等行业影响显著，英国央行估计，脱欧长期将使英国GDP比留在欧盟低4%，其中贸易壁垒是主因，2022年英国对欧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降至42%，较2016年下降7个百分点，显示“贸易转移效应”逐步显现。
北爱尔兰问题成为计划执行中的“痛点”，TCA通过“温莎框架”试图解决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岛之间的硬边境问题，设立“绿色通道”与“红色通道”区分大不列颠地区与北爱尔兰的货物检查，但这一安排导致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区市场分割，引发英国国内“统一市场”分裂的争议，2023年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以此为由抵制地方政府运作，暴露出政治安排与经济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
在司法合作、人才流动等领域，脱欧后英国失去欧盟“单一市场”与“自由流动区”资格，导致欧洲人才流入英国显著减少（2021年欧盟 workers 净流出英国约11万），金融服务业“护照权”丧失，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面临法兰克福、巴黎等城市的竞争压力。
长期影响：英国定位的再调整与全球角色的重塑
脱欧交易计划的表现，本质上是英国在全球格局变化中重新定位的缩影，从积极层面看，英国通过“脱欧”实现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战略的初步落地，在外交上更积极地参与印太、北约等机制，2021年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申请国，显示其“向东看”的战略倾向，从消极层面看，脱欧加剧了英国国内政治分裂（苏格兰独立运动升温）、削弱了其在欧盟内部的传统影响力，使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小国化”风险。
对欧盟而言，英国脱欧交易计划的执行倒逼欧盟推进内部改革，强化了“政治一体化”与“战略自主”意识，但也失去了英国这一重要的“自由市场派”制衡力量，未来英欧关系将围绕“竞争与合作”主线展开，TCA的“动态调整机制”（如每5年审查渔业条款）可能成为双方摩擦的新焦点。
英国脱欧交易计划的表现，是理想主义（主权独立）与现实主义（经济代价）妥协的产物，它既实现了英国“脱欧派”的核心诉求——主权回归与规则自主，也付出了经济效率与区域稳定的代价，这一计划并非终点，而是英国与欧盟关系新阶段的起点，英国能否在“主权”与“繁荣”之间找到平衡，欧盟能否在“团结”与“开放”中巩固一体化，将取决于双方对交易计划的灵活调整与政治智慧，而对于全球而言，英国脱欧的“试验”也为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与主权博弈提供了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