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医疗资源非均衡分布的背景下，国际医疗旅游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市场。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患者跨越国界，寻求更优质、更快捷或更具性价比的医疗健康服务。中国，作为医疗资源总量丰富、临床经验密集的国家，在这场横跨各大洲的“医疗迁徙”中，正成为新的目的地。

然而，面对这块跨境医疗旅游“蛋糕”，拥有顶尖技术实力、丰富医生经验及就医便捷优势的中国医疗机构，应如何分享？

全球医疗旅游格局已变

“目前全球医疗旅游市场的基本格局，一端是追求性价比的中等收入群体，从高成本国家流向低成本国家；另一端是追求顶级医疗的高净值人群，从医疗水平较低国家流向顶尖医疗国家。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医疗水平、费用体系、保险覆盖及服务能力的巨大差异所驱动的跨境医疗流动。”盛诺一家总经理蔡强表示。

全球医疗旅游指南《病人无国界》（Patients Beyond Borders）的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2100万~2600万人出国接受医疗保健服务，预计医疗旅游市场规模将由2019年的1026亿美元上升至2027年的272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5%~25%。

作为高端医疗技术的代表，美国依然是重要的跨境医疗目的地之一，尤其在复杂专科治疗、癌症诊疗、心脏手术及临床试验领域。根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的公开报告，疫情前（2019年）美国每年接待约80万至100万国际患者，医疗旅游收入达数十亿美元。

不过，曾经以欧美为主要目的地、寻求高端医疗服务的市场格局正在改变，其中亚太地区国际医疗旅游产业增长尤为突出。比如，根据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MHTC）发布的数据，2023年马来西亚共接待了超130万名医疗游客，创造了超20亿马币（约4.25亿美元）的医疗旅游收入。

中国长期以来是国际医疗的“客源国”，但近年来，凭借部分专科领域的医疗技术优势、创新药械产业的发展、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以及全球华人带来的“天然流量”，入境医疗旅游逐渐兴起。但作为“后起之秀”，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市场，要想从国际医疗旅游中“分一块大蛋糕”，并非易事。

“现阶段，主要竞争来自其他亚洲国家。”艾社康亚洲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畅表示。

他解释说，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该区域内部的多层次跨境医疗格局已然形成。在柬埔寨、孟加拉等中低收入国家，出于成本考虑，当地人可能会就近选择去越南就医；在印尼等国，有不少中高端人士会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寻求健康和医疗服务，后者不仅有地缘文化和多语言交流优势，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服务业态，拥有一众专门从事医疗旅游服务的中介机构，当地提供相关服务的医疗机构每年还会组织成规模的跨境健康体检服务，以此形成邻国患者的就诊“粘性”；至于医美、抗衰等需求者，则会去日韩国家；如果是更强经济实力的人群，仍会流入欧美市场。

也就是说，在当前这张全球医疗等级地图上，各国定位清晰。无论是顶级医疗还是高性价比服务，多数国家已在跨境医疗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中国的份额还微乎其微，且打破固有格局非一日之功。

定位“性价比”

从供给侧能力建设来看，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开展国际医疗业务需要政策支持、大量资金投入和高频次的国际业务洽谈。

近年来，面对千亿美元级的增量市场，中国作为后来者，在深化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央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医疗旅游及国际医疗发展。

2013年，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省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并提供相关政策支持。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博鳌乐城2024年接待医疗旅游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8%。

此外，在北京、上海等中国优质医疗聚集的入境口岸城市，中国头部医疗机构的国际门诊部凭借其综合实力与服务能力，正逐步成为国际医疗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2020年和2023年，北京先后推出2批国际医疗试点医院，包括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上海则在2020年和2023年分别提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和高水平公立医院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工作，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1~6月，上海国际医疗服务总量达30.55万人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镜朗特需与国际医疗部主任马飞告诉第一财经，在去年下半年扩容后，上海公立医院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已增至22家。

“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机构的国际门诊部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服务体系，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医疗支持。在中国，可能很快就能安排手术，费用也比欧美低很多，这是很大的吸引力。其次，国际部药品品规与国际接轨，差异性不大。同等技术水平的治疗费用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且包含全程高端服务，性价比备受国际患者认可。”一位三甲医院的国际部主任表示。

作为中国第一例外籍患者使用CAR-T疗法的商保承保方，安盛天平的首席健康险业务官丁侃给第一财经算了一笔账：该名东南亚籍患者的总医疗费用约为200万元，包含了120万元的CAR-T治疗费用。如果同样的诊疗发生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患者支出可能数倍于在中国的治疗支出，甚至可能达到100多万美元。中国在高端医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上的优势，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国际门诊聚集了大量高年资、经验丰富的专家，许多医生具备海外研修背景，技术能力与国际同步甚至领先。在综合诊疗能力上，相比国外更具优势，尤其在肿瘤、心脑血管、复杂手术等领域具备高成功率与丰富临床经验。

“我们的医生一年做的手术量，可能是国外医生一辈子的量。”上述主任表示。

“相比欧美国家数月至半年的手术排队时间，国际门诊可快速安排专家会诊、检查与手术，大幅缩短治疗周期。对于多病共存或复杂病情患者，可高效组织多学科会诊（MDT），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他同时表示，“我们很早就开始接收国际患者，大多数是华侨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患者。”

很显然，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性价比组合”：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医疗技术（尤其是复杂手术），叠加显著低于欧美的费用，以及远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庞大临床经验和专家资源。

若想在全球医疗旅游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精准的定位极为重要。

“我们不可能让美国的比尔·盖茨来协和看病，这不现实。”蔡强对中国医疗的“出海”定位非常清醒，“应放弃争夺全球最顶级的富豪客户，转而瞄准两类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群体。”

蔡强表示，第一类，是医疗水平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净值人群；第二类，是海外华人及发达国家中对价格敏感、在当地保险覆盖不足的群体。

上述主任所在的机构，已经验证了第一条路径的可行性。他们服务的印尼肺癌患者，正是被中国已上市、而当地尚未获批的新药所吸引。

“近年来，中国在创新药械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创新药械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同时，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快创新药械的上市和应用。另一方面，国际前沿药械在中国内地也能使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下称“港大深圳医院”）副院长何家仪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以该院为例，截至目前，医院已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获批引进国际前沿药品34种，器械18种，境外的患者可能会为了使用这些药物而来。

亟须破除的短板

中国医疗凭借庞大的临床经验、快速跟进的技术能力和相对的成本优势，已经站在了市场的门口，但若想真正分羹国际市场，必须破除几大短板。

首先是医疗签证，但这一短板已得以补足。马飞介绍，目前可以由国内医疗机构发起邀请函，帮助外籍人员拿到口岸签证，以获得不超过30天的入境停留时间。如果30天期满，患者尚未完成治疗，可由医疗机构递交患者医疗诊断等，向有关部门提出延迟出关申请。

其次是药品与器械的可及性。 虽然国际部理论上可不受医保目录限制使用进口药，但受制于医院的药品采购政策，许多新药、特药实际“有药可用，但院内无药”。一位国际部门诊的医生表示：“有些药医院没采购，就只能院外自购，这增加了患者的风险和麻烦。”

马飞表示，目前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的创新药械配置可能不够齐全，但也与需求和医院管理成本有关。但在实践中，由于临采路径较为通畅，从医生提交申请到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采购，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而针对专程来华就医的外籍患者，其治疗方案和预支付环节往往前置于患者抵华之前就已完成，故而并不会耽误患者治疗。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临床急需用药也有“特事特办”通道。马飞举了一个例子：全球首个软骨发育不全（ACH）靶向治疗药物伏索利肽在中国和新加坡均没有上市。但根据中国“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的有关规定，去年该院已有患儿用上了这款药。当年，一名6岁新加坡籍ACH患儿家属闻讯带孩子来沪求药，从申请到使用花了2个月左右。

再者是医院自身软实力的提升，包括语言与文化服务能力等。一名以色列籍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去年他和家人来华旅游时，偶因胃部疼痛去往医院就诊。但在他去往的几家公立医院，均需要通过手机软件完成同声传译，且服务体验“不算好”。

“如果是日常沟通，翻译软件或许可以。但涉及病情告知、手术风险沟通，机器翻译是可能出人命的。”蔡强表示。

上海某三级医院国际医疗门诊的医生进一步对第一财经分析说，与中国患者普遍更聚焦于“找到最好的医生、解决最急的病痛”相比，外籍患者的关切点更偏向人文关怀、一对一的问诊环境和流程中的隐私保护，这些是他们评价医疗服务的主要标准。换言之，沟通与同理心是“核心价值”，他们也期待医生能够流利使用英文沟通，能用英语（或通过专业医学翻译）清晰解释病情，看重医生是否愿意倾听、是否尊重他们的选择、是否理解其文化背景带来的焦虑。

此外，在持国际商业保险的企业和个人客户作为跨境医疗主要参与者的背景下，有多少国际商业保险公司将中国医疗机构纳入保单、涵盖中国医疗机构的数量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跨境医疗需求者在相似医疗条件下的流向。多名受访业界人士坦言，目前国际医疗保险中涵盖中国医院的数量并不多。

不过，丁侃认为，机遇在于近年来一些国际保司在中国成立子公司，亦有更多中国保司发展国际业务，这些保司开发的国际医疗保险产品的医院清单中，往往会涵盖中国主要城市的头部医院。一旦该保司与某家医院支付打通，还可以将该医院列入这家保司的其他旅游险产品中。这无疑增加了外籍患者对中国医疗的知晓度和可及性。

但更深层次的短板是国际品牌认知的缺失。“我们总认为协和、华西天下皆知，但在外国人，甚至东南亚人眼里，他们可能根本没听说过。”上述医生表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马来西亚、泰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在海外系统推广其医疗旅游品牌。

“中国高水平医生集中在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品牌传播意识相对薄弱，在开展国际医院间合作时面临一些政策限制，缺少‘输出国’医院背书，依靠患者口碑相传，难以形成声浪。”刘畅说。